废奴革命家约翰·布朗战斗的一生

废奴革命家约翰·布朗战斗的一生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编辑部

Editorial Board of League of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提起南北战争，提起废除美国奴隶制，如今许多人脑海里第一时间冒出来的人物恐怕就是美国的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并且在谈到废除美国奴隶制这一历史进步事件时，往往将这一功绩仅仅归于林肯一人。但在美国历史上，曾有另外一位白人，他将自己的一生和自己家人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解放黑奴的事业。他领导的起义猛烈地动摇了美国奴隶制的根基，可他至今仍被污蔑为美国的叛国者，这个人就是约翰·布朗。他是美国人民中杰出的农民英雄，可资产阶级却竭力磨灭他的名字，否认他在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1]，把颠倒的历史颠倒回来，认真研究历史上历次革命的发生、发展条件，用以指导现在同未来的革命斗争。

约翰·布朗起义的历史背景与美国人民反对奴隶制的斗争与许多小资产阶级庸人臆想的相反，美国从来就不是什么“自由灯塔”。美国建国时就确立了大资产阶级和大奴隶主阶级的联合专政，是一个保留了奴隶制近一百年的国家。美国的独立战争只是击败了英国殖民者，实现了民族独立，但是美国资产阶级专政却没有完全建立，资产阶级民主也极其不彻底。美国大奴隶主阶级掌握了美国的政府、军队、法律等，长期把持美国的政权。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自己就是个大奴隶主，而他之后的四任总统里，除了约翰·亚当斯外，其余三任总统都是代表大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总统，以至于美国政治界竟出现了猖獗一时的“弗吉尼亚王朝”[2]。

美国历史上的蓄奴总统在此之后，美国总统一职也几乎一直被代表美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民主党把持。在美国大奴隶主阶级的操纵下，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维护和扩大奴隶制的反动法案。1790年，美国南北双方统治阶级约定，美国所有州及其后新加入的州都将按北纬三十九度四十三分划分为自由州和蓄奴州，该线以北为自由州，以南为蓄奴州。1820年，在密苏里州问题[3]上，西部新领土上自由州和蓄奴州的分界线被定为北纬三十六度三十分，密苏里州则作为蓄奴州被并入合众国，奴隶主阶级势力范围得到进一步扩张，解决该问题的法案则由于资产阶级对奴隶主阶级的让步被称为《密苏里妥协案》。1850年，美国国会更是在民主党的操纵下通过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反动法案——逃亡奴隶引渡法案。该法案规定南方奴隶主有权在北部自由州搜捕逃亡奴隶，在事实上将奴隶制扩展到了北方。在美国资产阶级的不断退让之下，美国奴隶主阶级步步紧逼，日益嚣张，美国的资产阶级政权面临着被彻底颠覆的危险。

南北战争爆发前美国的政治形势但是，“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4]美国奴隶制发展至其顶点时，就是其内部矛盾发展最充分之时，也就是其灭亡的开始。美国奴隶制的不断扩张，一方面引起了资产阶级的不满，另一方面又引起了以黑人奴隶群众为代表的广大美国人民的激烈反抗。

美国资产阶级不满于奴隶制的发展，是因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需要使得奴隶制日益成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阻碍。美国南方奴隶制存在诸多使资本主义难以发展的因素。首先，美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导致其所需的劳动力严重不足，这一巨大的劳动力缺口急需从各方面得到满足。在内战前夕，美国黑奴的数量已达四百万人之多，对美国资产阶级来说是一个充足的劳动力来源。但是，美国的黑奴却受到南方奴隶主的剥削和压迫，被奴隶制的锁链束缚住，无法作为自由的劳动力被资本家雇佣并投入到资本主义生产中。这就严重损害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利益。

其次，美国的奴隶制生产方式是大种植园经济。奴隶主役使奴隶种植各类经济作物，并将这些经济作物卖给英国资产阶级，作为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工业原料。由于这一特点，美国奴隶主在经济上依附于英国资产阶级，美国南方俨然成为了英国经济上的殖民地，而美国北方的资本主义工业也由于失去了南方的农产品充分供给而发展缓慢，遭到了英国资本主义的严重打压。因而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从经济上来说，美国仍是欧洲的殖民地。”[5]不仅如此，由于美国奴隶主阶级的买办性，其便在政治上执行了一条卖国投降的路线——为了换取英国对美国农产品下调关税税率而不断反对美国资产阶级上调关税税率的企图，维持美国对英国工业品的低额税率，对英国工业品的入侵敞开大门。由于南方奴隶主阶级的不断阻挠，美国关税税率上调缓慢，屡遭下压，关税壁垒迟迟无法起到抵御英国工业品倾销的应有作用。这令缺乏关税保护的弱小的美国民族资本无力与实力雄厚的英国资本相竞争，美国市场不得不遭受英国商品的大量倾销，许多英国资本也先后在美国进行投资，控制了美国的许多工业部门。美国存在着重新沦为英国殖民地的严重危险。这同样使美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

虽然美国资产阶级和奴隶主阶级之间存在矛盾，但是资产阶级却由于自身的软弱性而不敢用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对和平解决这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存在幻想。这一方面是因为北方的许多资本家与南方存在经济上的往来，如从南方进口原料，向南方发放贷款，等等；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资产阶级害怕人民甚于害怕奴隶主阶级，他们非常害怕对奴隶主阶级的暴力会引起黑奴、贫苦农民和工人的暴动，威胁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因此，彻底解决美国奴隶制问题的重任就必须由与奴隶主阶级矛盾最深的美国人民来担负。只有人民的斗争才能推动历史发展，才能让美国的奴隶制彻底覆灭。

饱受压迫的黑人奴隶在美国，直接遭受奴隶制剥削和压迫的是地处南方的广大黑奴。截至内战前夕，美国的黑奴数量已达四百万人，成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庞大力量。他们一无所有，又深受美国奴隶主的残酷压榨，住在狭小不堪的窝棚里，吃着猪狗不如的食物，每日要遭到极为繁重的劳动折磨，还时常要遭受奴隶主的鞭挞和虐待，生活极其悲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不堪压迫的美国黑奴为了争得自由，不断地向北方的自由州逃亡，想要摆脱奴隶制的枷锁，甚至还举行过多次暴动和起义，直接与奴隶主开展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在南方蓄奴州的统治。

除了黑奴之外，白人中的贫苦农民也长期受到美国奴隶主的盘剥。在美国，许多自由农民曾因土地遭到了大农场主的兼并而纷纷前往美国西部，在那里辛苦劳作，将荒原变为沃土，将沼泽变为良田。但是，贪婪的美国南方奴隶主却对农民们辛勤劳动的成果垂涎三尺。他们为了霸占农民的土地，使用了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从农民那里巧取豪夺来大量新开垦的西部土地，使刚刚在西部得到土地的农民又一次陷入了贫困的深渊。因此，美国的白人贫苦农民与南方奴隶主阶级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约翰·布朗本人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农民家庭中，是广大贫苦农民中的一份子。正因如此，他的心才会与美国黑奴和白人贫苦农民紧密相连。

在人民斗争风起云涌，奴隶主阶级统治摇摇欲坠，资产阶级对奴隶主阶级也愈发不满的背景下，美国各阶级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美国的奴隶制已经如马克思所言，成为了“美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6]。美国的历史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需要有领导美国人民消灭奴隶制的英雄产生但还没有这样的英雄的时代。在这时，约翰·布朗也就作为美国人民的优秀代表打响了消灭奴隶制的第一枪，成为了美国历史上伟大的英雄人物和杰出的人民领袖，被美国人民永远铭记。

约翰·布朗为消灭奴隶制而英勇战斗的一生约翰·布朗约翰·布朗（1800——1859）于1800年出生在美国北方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之中。布朗的祖父是一位为美国独立战争而英勇牺牲的革命士兵，其父则是一位坚定的废奴主义者，在俄亥俄州参与组织了为逃亡黑奴提供帮助的秘密组织“地下铁道”[7]，时常将逃亡黑奴收留至其家中。在其父亲革命思想的熏陶下，布朗从小就产生了坚定的消灭奴隶制、解放所有黑奴的决心。而布朗家贫困的农民生活，也让布朗经受了长期风吹雨打的磨练，形成了坚韧不拔的性格。布朗的这些优秀品质，对他日后的革命实践，是有着很大影响的。

丹马克·维西虽然因为家庭贫穷，布朗不得不半道辍学，但他却并没有因此放弃学习，而是克服了种种困难条件，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类革命书籍，从中汲取革命精神，学习各种文化知识。布朗对美国人民反对英国殖民压迫、争取民族解放的独立战争和法国人民反对封建制度的法国大革命这两段历史都牢记在心，同时也对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向人民许诺实现“自由、平等、博爱”，事后却报人民以新的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让人民重新陷入失去自由的悲惨境地有着清楚的认识。因此，对于布朗来说，比起美国那些华而不实的资产阶级和奴隶主阶级“国父”们，他更加钦佩的是领导了黑人奴隶起义的丹马克·维西，认为他是比华盛顿还伟大的历史人物。

现实的革命需要则更是促使布朗的思想觉悟产生了质的飞跃。从布朗青年时代起，美国社会上反奴隶制的革命运动一浪高过一浪。1831年爆发了著名的特纳奴隶起义，起义尽管被血腥镇压了，但却激起更多的人投入反奴隶制的斗争中。随着1833年美国反奴隶制协会的成立，全美有组织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废奴运动，“地下铁道”遍布全国，成功地帮助一批批黑奴逃亡。奴隶主切齿痛恨黑人与废奴派的斗争，不惜以反革命恐怖手段加以报复。蓄奴派暴徒到处袭击废奴主义者，气焰十分嚣张。1837年，著名的非暴力主义的废奴派报刊发行人伊莱贾·洛夫乔伊惨遭暴徒杀害。布朗家乡的一个女教师因为招收了黑人孩子入学，学校也被暴徒捣毁。蓄奴派的种种暴行深刻地教育了布朗，使他认识到想同凶残的奴隶主阶级讲仁义道德，那完全是天方夜谭，要砸烂奴隶制的锁链绝无他法，唯有暴力革命。他在一次追悼洛夫乔伊的大会上说：“从现在起，我要把我的生命献给摧毁奴隶制的事业”。后来，他又对他的子女们进行教育，同他们一起宣誓，要“用暴力和武器”同奴隶制斗争到底，要求他们一定要遵守这个誓言。自此，约翰·布朗彻底变为了一个主张用暴力消灭奴隶制的坚定战士，定下了一个联合黑奴和一切反对奴隶制的废奴主义者，用暴力革命来摧毁奴隶制的革命目标。这便是布朗一经下定决心便为此而奋斗终生，从未回头的伟大目标。

黑人奴隶通过“地下铁路”逃亡的路线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布朗制定了详细而周密的革命计划。他首先研究了美国国内外人民起义的历史，尤其是黑人奴隶举行武装起义，争取自身自由和独立的历史。他还亲身前往外地，对国外各地区历史上的人民游击战争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从中汲取了许多实际经验。

1851年，为了对抗奴隶主阶级在北部肆意追捕逃奴的猖狂活动，布朗于马萨诸塞州成立了黑人武装自卫组织美国基列人同盟。该同盟将广大黑人群众聚集起来，为粉碎美国奴隶主将北部的自由黑人重新变为奴隶的野心而斗争——这是布朗消灭奴隶制的第一步。布朗还亲自起草了同盟草案，并在其中提出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战斗口号，宣布同盟的成员应该用枪杆子来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暴行，用革命的暴力来消灭反革命的暴力。

1854年，在堪萨斯州加入合众国的问题上，美国奴隶主阶级可耻地操纵国会，违背了密苏里妥协案的决议，强令堪萨斯州应该以在当地举行“民主投票”的方式决定其到底为蓄奴州还是自由州，并策动大量由其所指使的反革命暴徒涌入堪萨斯州，冒充当地居民进行投票，妄图将堪萨斯州变为能够合法蓄奴的蓄奴州。美国奴隶主阶级企图将奴隶制扩展到北方的贪婪嘴脸激起了美国北方人民的极端愤怒。为了遏制奴隶主阶级的势力扩张，北方的工人、农民们纷纷涌入堪萨斯州，与侵入堪萨斯州的奴隶主反革命暴徒进行了激烈的流血斗争。此时，布朗闻讯而动，也自行组织起了一支游击队进入堪萨斯州，与奴隶主反革命暴徒展开斗争。布朗领导下的游击队信仰坚定、纪律严明、神出鬼没、英勇顽强，曾一举击败了比自己人数多出十倍的敌人，成为了全美闻名的反奴隶制武装力量。与此同时，约翰·布朗还注意在与奴隶主分子斗争的过程中坚持武装斗争的革命路线，反对堪萨斯斗争中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妥协调和的机会主义路线，与这些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以布朗为代表的美国人民的不懈斗争下，堪萨斯州最后于1861年以自由州的地位加入合众国，布朗投身于其中的消灭奴隶制的正义事业又前进了一步。

1858年5月，在堪萨斯斗争暂告段落，当地出现了废奴派和蓄奴派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后，布朗前往加拿大的肯特县城查达姆，召开了一场商讨武装起义的秘密会议。为了筹备这次起义，会议组建了由反对奴隶制的黑人和白人联合而成的革命组织，并推举布朗为总司令。会议还通过了由布朗亲自起草的《临时宪法》，作为未来的革命临时政府所要施行的宪法。《临时宪法》集中了美国广大黑奴要求取得自身解放、成为自由农民和白人贫苦农民要求获得土地所有权的愿望，宣布要剥夺奴隶主阶级的全部财产并将其分配给黑奴和贫苦农民。《临时宪法》还旗帜鲜明地宣布了美国人民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肯定了美国人民尤其是美国黑奴用暴力的方式消灭奴隶制，求得自身解放的革命行动的正义性，指出奴隶“完全有权利、有充分和正当的理由去反抗压迫者的暴政”。《临时宪法》还宣布了男女平等，人人必须参与劳动，将革命政权没收所得的财产充公用于公益等若干革命政策，集中体现了布朗先进的民主革命思想。

在克服了资产阶级废奴派和混入革命队伍的野心家对革命计划的干扰后，布朗终于决定他将带领21名由黑人和白人组成的革命队伍在美国南方弗吉尼亚州的哈普渡举行武装起义。布朗在起义前曾仔细研究了哈普渡各方面的客观条件，认为哈普渡附近拥有方便进行游击战争的树林，此处的南方奴隶主民兵武装也怠于防守，力量空虚。最重要的是，哈普渡还有一个存放了十万支步枪和大量弹药的庞大军火库，而这个军火库竟只有一人把守。只要占领了军火库，布朗的起义军就能利用其中的武器将附近的黑奴迅速武装起来，拉起一支庞大的革命军队与南方奴隶主势力抗衡，并建立起一个以消灭奴隶制、镇压奴隶主阶级为目标的革命民主政府，最后将起义扩散至全国，实现全美人民的解放。

1859年10月16日晚，穿越高高的山岗和密密的树林，布朗的起义队伍来到了哈普渡附近。夜深了，哈普渡军火库四周也暗了下来，为布朗等人的起义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从大桥上越过流经哈普渡城镇的波多马克大河，布朗等人直奔军火库，一举攻克了守备松懈的军火库，继而占领了整个哈普渡。控制了哈普渡的起义队伍随即开始着手解放深受压迫的黑奴，逮捕当地的反动驻军头目。在周密的计划下，奴隶主阶级被布朗的奇袭打得个措手不及。

但是，在此之后，起义的形势却开始急转直下。在最初的慌乱过后，南方的奴隶主阶级迅速调集了哈普渡周围的大量奴隶主地方武装围剿布朗的起义队伍，直奔布朗等人而来。素来以“自由”、“民主”的化身自居的美国政府也显露出了其反人民的本质，勒令未来的奴隶主反革命军队头子罗伯特·李率领海军陆战队前去镇压起义。布朗等人此时处于被美国奴隶主反革命军队重兵围剿的孤立境地。

面对奴隶主分子的四面围攻，布朗等人虽艰苦奋战，打死打伤多名敌人，但终因寡不敌众而且战且退，最后退守于一座消防站中。在消防站中，布朗和他的战友们为了消灭奴隶制而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下，布朗的两个儿子在战斗中被敌人击中，英勇牺牲，起义队伍也开始出现大量伤亡。在一阵进攻过后，被打退的敌人为了减少伤亡，向布朗等人开出了叛变投降的招安令，想要劝降布朗，让他们放下武器，束手就擒。但是，布朗等人即使明知自己已毫无胜算，却也绝不愿意成为可耻的叛徒，不愿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背叛革命事业。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敌人的劝降。于是布朗以及其余三人继续死守消防站，与强攻消防站的敌人战斗到了负伤被俘的最后一刻。打响了消灭美国奴隶制第一枪的约翰·布朗起义，至此宣告失败。

约翰·布朗起义虽然失败了，但约翰·布朗的革命生涯却并没有结束。在被俘后，布朗被奴隶主阶级监禁起来，等待奴隶主阶级法庭的审判。此时，布朗依然在坚持斗争。在狱中，他没有陷入悲观绝望，更没有动摇叛变，而是表露出了他身为人民领袖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虽然遭到了失败，但是他却依然坚定地认为自己如今的失败只是消灭奴隶制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小小的波折，奴隶制的灭亡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他在狱中向家里的亲人写信时曾满怀信心地说道：“我还没有见过一个黑夜会黑暗到足以妨碍旭日东升，也没有见过一场暴风雨会猛烈或可怕到足以阻止温暖的阳光和无云的蓝天重新回来。”[8]“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这就是布朗此时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士兵们将约翰·布朗押向刑场。瞧！一个奴隶母亲抱着婴儿向他走去。那双大胆无畏的蓝眼睛变得温柔起来，那张苍老而严厉的脸变得温和起来。他弯下腰，亲吻了那个黑人的孩子！”——废奴主义诗人惠蒂尔面对布朗，奴隶主分子采取了狡诈的反革命两手。他们虽然对布朗这样的废奴革命家恨之入骨，恨不得将他立刻处死，但是又故意不立刻审判布朗，而是不断地用威逼利诱的方式来讯问布朗，妄想让布朗思想动摇、背叛革命，投降于奴隶主阶级，从而以布朗这一废奴派标杆的投降来打击废奴派一方的士气。他们一边攻击布朗暴力革命的壮举让他“满头银发被罪恶的血染红了”，污蔑布朗对奴隶主阶级的控诉是在使用“恶毒的字眼”，另一边又施展了极为可耻的牧师式的欺骗，说什么“要想想永生”，“按照弗吉尼亚的法律，你又犯了重（chong，第二声）罪”，“肆口痛骂，只会害你自己，还不如把你的心思转向永恒的未来”，企图以神的名义引诱布朗为了虚无缥缈的死后“永生”而磕头认罪。但是，威逼也好、利诱也罢，都不能让布朗的革命信念动摇半分。他有理有据地将奴隶主们的指控通通驳倒，再度重申了他废奴主义的革命立场。面对顽强不屈的布朗，奴隶主们在理论上束手无策，最后只得操纵法庭给布朗强加了所谓的“谋逆罪”、“图谋串通奴隶和其他人造反”和“一等谋杀罪”，将布朗判处死刑。

布朗就这样于12月2日英勇就义，走完了自己光辉壮丽的废奴革命家的一生。在就义的当天，他义正言辞地在自己的遗书里宣布道：“我，约翰·布朗，现在坚信只有用鲜血才能洗清这个有罪的国土的罪恶。过去我自以为不需要流很多的血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现在我认为，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9]布朗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将永远留在美国人民的心中。美国人民正是高唱着“约翰·布朗的……精神引导着我们前进”的革命战歌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最终彻底埋葬了奴隶制这一罪恶的制度。

黑人女将军哈丽雅特·塔布曼布朗的死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曾高度评价约翰·布朗起义的伟大意义：“现在世界上所发生的最大的事件，一方面是由于布朗的死而展开的美国的奴隶运动，另一方面是俄国的奴隶运动。”[10]布朗的革命暴动，彻底将美国社会中各阶级之间表面上“和平”共存的假象撕破，让美国广大人民和奴隶主阶级之间、资产阶级和奴隶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公开化。美国的广大人民群众对布朗的死万分悲痛，但同时也被布朗的革命壮举深刻激励，纷纷沿着布朗所开辟的道路不断前进，将消灭奴隶制的暴力革命进行到底。曾被布朗尊敬地称为“塔布曼将军”，创立了“地下铁道”组织，积极地参与了妇女解放运动，被誉为黑人的“摩西”的逃亡黑奴哈丽雅特·塔布曼虽然对自己当时因病而未能参与到约翰·布朗起义中感到遗憾，但是之后却用更大的努力弥补了她的缺席。约翰·布朗起义后不久，她率领一批逃亡黑奴组成了经过严格训练的小股游击队，重返美国南方腹地，作为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黑人女将军亲自带队辗转密西西比的大河南北，深入敌后，到处袭击种植园，解放黑奴，刺探南方奴隶主军队情报，甚至还亲自指挥了几场伏击南方奴隶主军队的战役，消灭了若干南方奴隶主的小股武装。既是坚定的妇女解放运动支持者又是坚定的奴隶解放支持者的塔布曼便是布朗遗志最为直接和突出的执行者，她不愧为布朗万分信任的亲密战友。

软弱妥协的美国资产阶级亚伯拉罕·林肯与布朗的暴力革命路线相反的是，美国资产阶级在大部分时间中都可耻地暴露了其软弱的本性：不停地反对暴力消灭奴隶制，反对回击南方奴隶主阶级猖狂的反革命活动。美国资产阶级向来喜欢将他们的第18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吹捧为废奴运动的先驱，但实际上，在南北战争的过程中，林肯也不过是在人民的强大压力下才能有某些作为。

林肯，这个美国资产阶级的领头人，早年曾以所谓“维护联邦统一”的口号反对用暴力消灭奴隶制，在当选总统后又不断地高喊“统一”来掩盖他对奴隶主阶级的软弱妥协。然而，奴隶主阶级却并没有因此而顺从林肯的哀求。他们眼见自己所推举的总统候选人在人民的激烈反对下被林肯击败，认为林肯当选后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于是在林肯正式就职前便悍然挑起了美国内战，操纵南方的十一个州分裂割据，主动袭击美国联邦军队，卖身投靠英国，成为了可耻的叛徒、卖国贼。即使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林肯却依然拒绝放弃他和他背后的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幻想，妄想用和平手段消除分裂。他为了迁就南方的奴隶主阶级，不仅不愿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诉求，还一直不肯宣布废除奴隶制，解放黑奴，甚至将擅自向黑奴许诺解放的前线将军撤职。林肯不敢触犯南方奴隶制度，不敢提出“解放奴隶”的口号，只敢在宪法范围内进行战争，因此内战初期连吃败仗，1862年4-6月，麦克列兰将军麾下的联邦军队在“半岛之战”中被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战场上的失败引起北方广大群众的普遍不满和愤怒，北方普遍出现了人民运动的高涨，群众到处举行游行、示威和召开大会，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过渡到革命战争，特别是要求立即解放奴隶及武装黑人。1862年夏天，北方已出现了革命形势，马克思指出：“如果林肯不让步（但他是会让步的），那就会发生革命。”[11]与此同时，大量黑人奴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从南方种植园逃到北方军队驻地以争取自己的自由，许多北军将领也迫于军事需要和为削弱南方奴隶主势力而违背林肯的意志解放奴隶，在全国形成了大量“局部解放”的局面。

在人民革命运动的强大压力下，美国资产阶级才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改良主义，惩治了与南方奴隶主勾结的“铜头蛇”[12]，并整顿了北方军队的纪律和装备，加强了其战斗力。林肯作为美国资产阶级的总代表也不得不转变自己的立场，颁布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和《宅地法》，承诺要给予黑奴自由和以极低的代价授予贫苦农民土地，将黑奴和贫苦农民团结到北方资产阶级政府一边来。

美国南北战争的历史宣告了美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路线的破产和布朗暴力革命路线的正确。不管是解放黑奴，还是授予贫苦农民土地，还是暴力镇压南方奴隶主，抑或是与美国北方广大人民结成同盟，这些资产阶级的革命措施无一不是由布朗早已在生前所起草的《临时宪法》里提出并部分付诸实践的。毫不夸张地说，美国的北方资产阶级政权之所以能取得南北战争的胜利，就是由于他们被迫和人民结成了同盟，按照人民的意愿执行了由布朗在生前所规划的既定方针，用资产阶级的方式完成了布朗未竟的民主革命事业。在以布朗为代表的美国人民极富智慧的历史首创性面前，任何将林肯或者个别资产阶级人物吹捧为消灭奴隶制的决定性动力的赞美之词都显得无比渺小和可笑。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3]美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一小撮南方奴隶主阶级的革命斗争，才是美国南北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然而，现如今的美国资产阶级不仅将美国人民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卖力地吹捧资产阶级头子林肯，别有用心地夸大林肯在南北战争中的作用，甚至还堕落到了法西斯主义的立场上，为了在美国重新复辟公开的种族主义政策和法西斯主义政策而大刮翻案风，丧心病狂地为南方奴隶主分子招魂，吹捧罪行累累的南方分裂势力头号战犯戴维斯“尽其所能地领导南方”[14]，还给沾满了黑人和北方人民鲜血的大刽子手、反动奴隶主、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树碑立传，将其美化为所谓的“爱国者”。在如此吹捧资产阶级的各色总统司令时，美国资产阶级却把真正为消灭奴隶制作出杰出贡献，主张用暴力摧毁美国奴隶制，发动和领导了哈普渡起义，至今仍然深受美国广大人民尤其是黑人群众爱戴的美国废奴革命家布朗打为“叛乱者”，至今都没有为他平反。

资产阶级如何与为何污蔑约翰·布朗曾经蓄奴、战后不断与奴隶主势力妥协的联邦军总司令、第18任美国总统尤里西斯·格兰特如上所述，消灭了万恶的黑人奴隶制度、完成了美国的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的，不是以林肯为首的软弱的资产阶级，而是美国最广大的工人、贫苦农民与黑人奴隶，布朗正是他们的杰出领袖。然而，一百年多来，美国资产阶级却始终以种种方式疯狂地贬低和污蔑布朗，同时极力吹捧林肯、格兰特等资产阶级人物，甚至不惜为反动的奴隶主分子翻案：一部接一部将布朗塑造成“滥杀无辜”的“极端分子”和“暴徒”（如电影《圣达菲小道》和《七怒汉》）或极力美化资产阶级政客、军人（如电影《林肯》和电视剧《格兰特》）的影视作品相继出笼；宣扬种族歧视、为黑人奴隶制度招魂的反动歌曲如《哦！苏珊娜》、《迪克西》、《迪克西的土地》等再次得到广泛传播。起到尤其恶劣的影响的，则是以疯狂攻击、污蔑美国黑奴和以美国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北军，美化南方奴隶主阶级为主题的反动种族主义小说《飘》及由其所改编的电影《乱世佳人》。美国资产阶级所以如此，归根结底是为了反对约翰·布朗所坚持的暴力革命思想，以及他所呼吁的劳动人民不分种族、肤色，团结一致地反对压迫者的战斗口号。

种族歧视歌曲《哦！苏珊娜》“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15]奴隶主的统治是依靠镣铐、棍棒和皮鞭维持的，资产阶级的统治也是依靠军队、警察、法庭和监狱等暴力机关维持的。他们最害怕包括黑人群众在内的广大人民拿起武器、举行暴动来解决自己所遭遇的民族压迫、阶级压迫问题，于是竭尽全力地散播和平改良的幻想，企图将一切黑人运动引向非暴力主义的歧途，使其成为不仅可以为资产阶级所容忍的、并且可以被其中的一些集团拿来利用的政治工具，例如此前的“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然而，一旦群众突破了他们所限定的框框武装起来，他们又首先将刺刀提上日程。例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进行武装抗暴的黑豹党，甚至是非暴力主义者马丁·路德·金，便正是遭到了美国政府及其走狗极端血腥的镇压和屠杀！

“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16]正如宗教问题一样，民族问题、种族问题总是被剥削阶级用来当作分化被压迫者的工具。然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是一致的。在废奴斗争中，美国的工人和贫苦农民正是克服了资产阶级和奴隶主阶级所极力宣扬的种族偏见，与黑人奴隶团结起来，进而夺取了粉碎奴隶制度的伟大胜利。身为白人却为黑人奴隶的解放事业奉献了毕生与自己三个儿子的生命的约翰·布朗，则是这种团结战斗的精神的代表。这也正是资产阶级要拼命抹杀布朗的功绩的原因。如今，美国资产阶级仍在试图利用民族矛盾、种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只不过是一派鼓吹以所谓“多元、平等和包容”的政策解决一切问题，另一派直截地宣扬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罢了。

美国资产阶级尽管对布朗疯狂诽谤、百般诋毁，然而始终不能损害他的英名分毫，更无法磨灭他的历史功绩。“特权地位的优越性也不是随时都能保证诋毁得到成功”[17]，这是历史的规律。人民没有忘记布朗，美国工人运动领袖尤金·德布斯说：“老布朗没有死，他的精神和我们同在，而且每过一年都要给他献上新的花环。”布朗的暴力革命思想和团结战斗精神，始终激励着美国各族劳动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一个没有民族压迫、没有阶级压迫的社会主义新美国一定要胜利。

“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18]

人民英雄约翰·布朗永垂不朽！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 ↑

“弗吉尼亚王朝”得名于美国第一、第三、第四和第五任总统皆为弗吉尼亚人，导致弗吉尼亚人一度垄断了美国总统一职，因此这一现象被当时的美国人以封建王朝比喻。此外，美国南北战争前的第九、十、十二任总统也均为弗吉尼亚人，广义上也属“弗吉尼亚王朝”。“弗吉尼亚王朝”实则是美国大奴隶主阶级在美国建国初期把持政权，在美国政府内占据优势地位的反映，美国建国初期的总统大多出自弗吉尼亚州也与弗吉尼亚州为美国南方大奴隶主阶级老巢是分不开的。 ↑

密苏里州于1820年加入联邦。在加入时，密苏里州处于北纬三十九度以南，按照先前的规定应划归蓄奴州，然而密苏里州居民多数为自由民，依照资产阶级民主的“人民主权”原则应当划归自由州。在资产阶级法律和资产阶级民主原则相冲突时，美国的资产阶级和奴隶主阶级之间爆发了激烈的矛盾。该问题最后的结果以美国国会通过《密苏里妥协案》，资产阶级向奴隶主阶级妥协告终。按照《密苏里妥协案》，蓄奴州马萨诸塞州将划出一个缅因州作为自由州加入合众国，而密苏里州则作为蓄奴州加入合众国，并将自由州和蓄奴州的分界线改为北纬三十六度三十分。 ↑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 ↑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

恩格斯：《致约·魏德迈（1864年1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

“地下铁道”是一个由逃亡黑奴和部分白人贫苦农民自发组建的秘密组织。“地下铁道”的宗旨为协助黑奴从美国南方逃亡至北方或加拿大，具体方式为“地下铁道”的参与者将自身的住宅当作“车站”，用于收留逃亡黑奴，为逃亡黑奴提供逃亡途中的住宿和饮食，并为逃亡黑奴提供通往下一车站的路径，逃亡黑奴则不断从一个“车站”逃至另一个“车站”，直至逃出美国南方地区，获得自由。约翰·布朗的家庭便是“地下铁道”的参与者之一。 ↑

约翰·布朗，转引自杜波依斯：《约翰·布朗》，人民出版社，1976年。 ↑

约翰·布朗，转引自杜波依斯：《约翰·布朗》，人民出版社，1976年。 ↑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0年1月11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 ↑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2年8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 ↑

“铜头蛇”指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与南方奴隶主相勾结的北方资产阶级商人、工厂主和银行家。他们由于和南方奴隶主阶级有着深刻的利益联系，所以不惜出卖革命，叛变投敌，向北方联邦军队供应质量低劣的后勤补给，却暗中向南方奴隶主军队倒卖大量军火和优质补后勤补给，更有甚者在国会内策动骚乱，破坏和干扰林肯等资产阶级主战派的战争计划。他们是美国奴隶主阶级打入北方联邦政府内部的别动队，起了极为恶劣的破坏性作用，是地地道道的叛徒、内奸、卖国贼。美国人民对“铜头蛇”反革命分子猖獗的叛卖活动无比痛恨，向美国联邦政府发起了强烈的抗议，迫使美国资产阶级最后下令镇压“铜头蛇”反革命分子，肃清了美国北方联邦政府中的叛徒。 ↑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 ↑

https://www.nps.gov/people/jefferson-davis.htm。 ↑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 ↑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 ↑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 ↑

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1963年8月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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